自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与中东北非伊斯兰国家关系从无到有，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

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总理就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发展关系制定了“善待多等，多做工作，水到渠成”的方针。1955年万隆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精神的引领下，中国与以阿拉伯国家为主体的18个伊斯兰参会国凝聚政治共识，建立政治互信，使新中国迅速突破并摆脱了美西方对我的外交孤立、封锁和遏制。正是由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至1990年与沙特建交，我国最终实现了与中东北非伊斯兰国家的普遍建交。

冷战结束后，中阿关系经历了从单纯政治领域向经贸、能源、安全、文化、社会等多领域交流合作的深入拓展。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题为《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有史以来第一次宣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东观，深刻阐述了中国对中东问题，同时也是对阿关系和对伊斯兰国家关系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其核心要义是，中国不在中东填补权力真空，不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而是要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确立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的行动理念，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稳定的支持者和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

一是要准确了解、构建客观的伊斯兰文明知识体系。虽然中阿交往源远流长，民国时期也曾派出马坚等留学生远赴埃及学习，并在解放前完成了《古兰经》的中文翻译工作。但是直到新中国建立特别是万隆会议后，我国才开始逐步形成一支了解或专门从事伊斯兰教研究的人才队伍，但总体上人数不多，社会影响有限。我国学界、媒体和民众对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文明的了解，通常都是根据西方的信息资料获取。长期以来，西方流传的伊斯兰威胁论、伊斯兰恐惧症等对中国的影响不小。究其原因，宏观上，中国对中东北非伊斯兰国家在国际政治多边外交层面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对中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等方面的认知跟不上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现实需要；微观上，中国对以阿拉伯国家为代表的历时1400多年的伊斯兰文明，长期缺乏专门的研究，更缺少基本的了解。因此，发展中阿关系需要构建起当代中国看待中东阿拉伯国家所必需的知识体系。

二是须重视中东研究的“供给侧改革”。相比欧美历经数百年构建起来的东方学和国别区域研究的知识积累，中国对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研究起步晚、底子薄。为加强中东研究的知识供给，弥补历史上造成的不足，中国的中东研究需要做好如下工作：首先，加强实地调查。即专家学者要多到对象国去学习交流调研，并向国内提供第一手资料。其次，要加紧培养扶持中阿双方人才。中国的伊斯兰研究、阿拉伯研究正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中国作为新兴大国，需要高度重视培养自己的中青年专家队伍，有的放矢地为他们配置资源、搭建平台、提供机会，让他们尽快具有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同时，组建研究伊斯兰文明的队伍，一定要让更多的中国穆斯林同胞特别是回族专家参与进来。此外，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伊斯兰国家的汉语教育，主动配合做好相关国家的汉语课程设置，积极主动提供教材、师资等各种帮助。中阿文明交流互鉴，不仅需要中国有懂阿语、懂阿拉伯文明的专家学者，也需要阿拉伯方面有懂汉语、懂中华文明的专家学者。

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和西方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完全不同。中国与中东北非各国的交往从丝绸之路就开始了，并且双方没有历史积怨，没有宗教冲突，没有过殖民和被殖民的关系。西方跟伊斯兰教、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则完全不同。从十字军东征开始，西方国家便与伊斯兰国家结下了世仇，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这种仇恨到今天仍未完全泯灭，所以西方是把伊斯兰国家放在宗教文明的对立面，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中东政策。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涉疆政策的批判是片面的，毫无道理的。类似中国新疆的教培中心，阿拉伯国家早就有了。他们很多去极端化的做法与中国新疆教培中心的做法相似，都是通过教育、教化、传授技艺等方式，让本身文化基础很薄弱的信徒民众能够真正准确掌握伊斯兰教知识，并拥有一门谋生技能。社会上并不需要过多从事宗教事务的专门人士，而多数普通穆斯林群众却需要融入社会就业谋生。中国的做法不仅得到广大新疆穆斯林的拥护，也得到了伊斯兰各国的理解支持。西方的指责毫无道理。目前众多伊斯兰国家支持中国，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驻华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大多都到过新疆实地参观，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不是美国副总统彭斯或是美国国务卿彭佩奥所能了解到的。美国的批评者不了解也不愿了解新疆的真实情况，他们缺乏有关涉疆问题的基本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