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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管理“战略竞争”的可能性——崔立如先生在第四届太和文明论坛国际关系分论坛上作主旨发言
2020-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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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崔立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2005-2013)

 
崔立如先生

 

当前中美之间的互信降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今年以来,美方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表明,华盛顿的对华鹰派决心要将中美关系引向一场“新冷战”。然而,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中美关系是一种复杂结构,美国鹰派的政策主张,并非中美关系演变的必然趋势。

 

自中国被确定为美国的“头号挑战者”后,战略竞争遂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题。所谓“挑战者”,其主要含义是对美国的国际主导地位构成挑战,包括经济、金融、军事、政治、科技等方面。为此,美国必须调整对华政策,采取强有力的制衡措施。这在美国已经形成大的共识。然而,对于所谓中国挑战的深层政治含义,以及美国相关政策措施的拿捏,华盛顿的外交和战略界仍存在着重要分歧。主要可以分为现实和强硬两派政策思想。

 

现实派的基本看法,更多是从大国竞争的历史规律视角看待中国崛起所构成的挑战,尽管中国有其特殊性。他们认为,战略竞争已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导面,但战略对手并不等同于敌人,很多问题还存在不确定性;处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这一关系到全球经济、政治、安全的复杂关系,除了对中国崛起的势头进行必要遏制外,还要考虑两国间存在为应对诸多现实共同挑战的合作需要。奥巴马政府后期的对华政策大体是在这一轨道上运行。

 

强硬派认为,中国已确立了取代美国霸权的目标,且已为此展开全面的行动,包括经济、军事、科技、外交、意识形态、公共关系等各个方面。在他们看来,中美关系已经具有相当的敌对性,甚至美国已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必须立刻采取全面的对华遏制政策,与中国“脱钩”是当下最重要的措施。为此,右翼势力打起了反共的意识形态旗帜,以在政治上对国内舆论产生更大的影响。

 

尽管特朗普本人与对华鹰派之间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异,但近三年来强硬派势力及其主张日益取得对华政策的主导地位,华盛顿对华政策的敌对性日趋明显。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必然要采取相应的反击。双方舆论“互怼”已成为一种常态,稳定关系所需要的政治互信几乎荡然无存。考虑到美国政府处理新冠肺炎疫情失败,并以污名化中国来推脱责任,以及当下因竞选政治需要而不择手段的倾向,很多人都认为,中美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中国不能不为各种不测预做准备。

 

可能在相当的一个时间段内,我们都要面临这样一种窘境,中美关系在结构性转变过程中、失衡的关系状态下的战略竞争需要加以“管理”,以避免发生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形势失控甚至走向对抗。而战略竞争主导下的中美关系动力学日益成为政治敌对化的受害者,使这种管理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信任与合作也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可以想到的现实做法,只能是进行最低程度的风险管理,即双方基于历史经验对于对抗后果的严重性达成共识。这将是一种消极、被动、脆弱的管理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发过程中双方相关人员的素质,相当于把两国关系交给运气。

 

这种危险的情况是否还存在改变的机会?基于前面的分析,在中美关系大结构转变不会有根本改观的情况下,短期内美国的政治演变进程将对美国对华政策带来重要影响。50多天后所产生的选举结果,特别是下一届美政府的人事任命及政策走向,将为人们所密切关注。但还需要指出的是,由此产生的对华政策变化不会是根本性的。

 

(图片来源:环球网)

 

从根本上讲,中美要对战略竞争进行真正有效的管理,取决于双方能否理性认知现实,妥善处理新格局下的“战略竞争”,寻求建立一种稳定的关系架构。这一关系框架的实质含义是重建中美之间的战略平衡。为实现这一目标,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双方决策者以积极的观念和政策思想引导,这无疑是中国方面的选择。就美国方面而言,前文所提到的美国现实派对中国崛起和战略竞争的认识含有这方面的观念和政策因素。另一种途径则是为形势发展所倒逼,两国关系不断恶化所产生的越来越严重的负面后果,或者现在未能预计到的重要事变而产生的后果,促使双方回到积极面向未来、进行建设性对话和重建平衡的轨道上来。

与会嘉宾
  • Rashid Alimov 太和智库高级学者、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2016-2018)
  • Jovid Aminov 塔吉克斯坦国家科学院高级研究员
  • Irina Bokova 太和智库高级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2009-2017)
  • Kaddour Chelabi 北京必益教育教学部主任